191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写了一篇接近艺术作品的重要文章《Das Unheimlisch》（《论神秘和令人恐怖的东西》）。其中表达了一种对某一有长久了解又熟悉的概念的敬畏，它在特定的环境中会变得让人不安。
这种方法让超现实主义者感到狂喜。自动主义（Automatism）体现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毫无疑问，冲破一切枷锁的意志会保留下来，这一思想激发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安德烈·布勒东，1933）超现实主义画家很快就接受了自动主义。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使用擦印画法和刮擦法。但是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是第一个使用这种方法来表现“无意识”状态的。
超现实主义者开辟了另外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自1924年以来，安德烈·布勒东就在他的《Introduction au discours sur le peu de réalité》著作中，提出创作那些“只存在于梦中的物体”。超现实主义者无论是艺术家还是作家，都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观点。1930年，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用象征手法塑造并定义物体，他的做法是将一个龙虾放在了电话上或者将龙虾和电话融合成一体。马歇尔·杜尚取自1914年以来选用的活创作的事物或现成作品，是其在现实主义视角内，对艺术创作进行重新定义的又一种尝试。
最后，超现实主义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国际影响。贝拉多收藏品还包括智利艺术家罗伯特·马塔（Roberto Matta）的重要作品，罗伯特·马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追随超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位最主要的艺术家。1948年，超现实主义随着诗人马里奥·塞萨里尼（Mário Cesariny）和亚历桑德拉·欧尼尔（Alexandre O’Neill）(1924 - 1986)的作品出现在葡萄牙。马里奥·塞萨里尼在1956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他说：“绘画就是可以代替语言并帮助我们重新组合语言的东西。”在贝拉多博物馆收藏品展开幕之际，贝拉多博物馆对古尔本金安基金会（Gulbenkian Foundation）、希亚多博物馆（Museu do Chiado）和库比蒂诺德·德·米兰达基金会（Fundação Cupertino de Miranda）借给博物馆的作品表示了感谢，并向库比蒂诺德·德·米兰达基金会表示敬意。
毕加索1929
“我想成为一个画家，成为…毕加索”
毕加索一直是20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名望以及与他有关的传说和传奇使人们对这位热情、敬业、充满人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产生了独特的看法。
帕勃洛·毕加索（Pablo Picasso）自1925年起就受到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此同时，毕加索还创作了一系列充满诗意、色欲和激情的作品，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力、最具创造性的力量。不仅如此，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油布上的梦想（dream on canvas）”这一志向相比，他的作品更加实用。他在1929年初创作的“红色扶手椅中的女人”（Femme dans un fauteuil rouge）不仅是对以前暴力绘画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早期立体主义（cubist）和新潮流的总结。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女性人物大多都被塑造成金字塔的形状，眼睛瞪得很大。这幅让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感到狂喜的画于1932年6月在乔治·珀蒂（Georges Petit）画廊举办的一次画展中展出。然而，这幅画是在美国出名，是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New York MoMA）的第一任馆长阿尔弗雷德·H.巴尔（Alfred H. Barr Jr.）在1939年举办毕加索艺术四十年作品回顾展之后，才被誉为是毕加索最重要的绘画作品之一。
这两幅画作一幅属于巴黎国家毕加索博物馆，一幅在贝拉多收藏品中，但两幅都展示了某种程度的痛苦和残酷，这也是毕加索这个阶段作品的特点。“人们热络地谈论着作品和使用的颜色；但是随意画上的线条是不能随意去掉的，未知的内心话语变幻成明晰的形状，无限的秩序在一个点中得到了体现”，克里斯蒂安·泽沃斯（Christian Zervos）1929年在《艺术记录》（Cahiers d’art）杂志中写道。愤怒的色彩和紧张的画面控制了毕加索，彰显的暴力表达了他对女人模糊不清的感情。1927-1929年期间的作品中，一个令人痛苦而神秘的女性形象经常被刻画成一个危险的怪物。这些想象也许暗示了帕勃洛·毕加索与在1918年与之结婚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加·考克洛娃（Olga Kokhlova）之间的婚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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