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艺术(流行艺术)
葡萄牙哲学家何塞·吉尔(José Gil)写道,“就像杜尚(Duchamp)的晾瓶架不再是晾瓶子的架子(不去成为艺术品,而成为别的东西,一种复合体)一样,坎贝尔(Campbell)的汤罐也不再是沃霍尔(Warhol)使用的汤罐了。”流行艺术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结合了大多数20世纪的前卫派思想。
英国波普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均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
为什么叫“波普”(“流行”艺术)?之所以叫波普艺术是因为当时同年代的流行文化中,绘画艺术占有突出位置,而波普艺术当时是建立在流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如果流行艺术对消费者社会的主题产生兴趣,那通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正如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1957年的作品中所用的那些形容词:“那是流行的、短暂的、可舍弃的、低廉的、能大量生产的、年轻的、妙趣横生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有魅力又了不起的。”
美国流行艺术则与英国流行艺术毫无联系——这在有时候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从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开始出现了几个流行艺术家,但是美国流行艺术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达方式。
但即使是这样,人们却能感到他们对描绘日常事物的兴趣和对大众媒体的利用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美国流行艺术的中心在纽约,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 )及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在纽约展出过。“你一旦想到波普,你就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看美国了,”沃霍尔写道。
这股波普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初获得了国际影响,然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波普艺术与法国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有着明显的联系,尤其是马歇尔·雷斯(Martial Raysse)产生的影响。
葡萄牙艺术家卢尔德·卡斯特罗(Lourdes Castro)的作品也以非常个人的方式使用了某些波普因素。
作品再创作
作为受激进派(Fluxus)运动影响的制片人、音乐家、艺术家兼艺术评论家,埃内斯托·德·索萨(Ernesto de Sousa)对葡萄牙当代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现代雕塑作品“传统与冒险”(A Tradição como Aventura)最初在1978年里斯本的“Quadrum”画廊展出,那是7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现在被重新创作了,并引入了《纠正》剧本和摄影集的内容。该作品的一部分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密特拉(Mitra)的一张微型雕塑的照片,但在这里就进行了大规模重新创作。剧本《圣奥古斯丁忏悔录》(Saint-Augustin’s Confessions)与它们一起被稍微做了修改,并且改变了其中人物的性别。《在死亡的瑞士人》(Suisses morts)中,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使用了从“Le nouvelliste du Valais”报上剪下的讣告图片。为什么是死亡的瑞士人呢?“我之前的作品中有对死去的犹太人描写,但是我发觉‘犹太人’与‘死亡’的联系太密切了。而瑞士人则是大家怎样都不会去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对象,因此没理由出现瑞士人死去,因此,这里瑞士人的死去为作品更添一层恐怖色彩。他们就是我们。这部364件死亡的瑞士人的作品集里包括由业余摄影家拍摄的“照片之中的照片(photographs of photographs)”,这样一来使照片中的死亡看起来更恍惚了。
另一种距离是乔治·莫尔德(Jorge Molder)创造的,他以虚构的方式使用了自己的形象。他摆好姿势拍摄拍立得照片或黑白照片,照片里无非就是有物体或者没有物体,有光照或者没有光照这几种情况。他的摄影系列表现了一种叙述。勒克斯照度(Nox)可以体现出黑夜的核心、代表黑暗,也可以代表一种使人烦恼的情况、一种不安的状态,充满了恐惧和风险。
使用勒克斯,激发出这些照片背后的疑惑感得到了保留。维万·桑德拉姆(Vivan Sundaram)是伟大的印度艺术家爱丽达·谢尔·吉尔(Amrita Sher-Gil)(1913-1941)的外甥,也是摄影师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的孙子。桑德拉姆是一位概念性艺术家,他重新加工了爱丽达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印度和巴黎拍摄的一系列蒙太奇照片。他的系列作品表现了印度社会对当代世界的模糊认识。
超现实主义
无论人们厌恶还是崇拜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都是20世纪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超现实主义很难定义,它贯穿了不同的时期,涉及不同的题材,不能将超现实主义归为某一特定的文学运动或艺术运动,甚至不能将其归为某一组艺术家和作家。但是,不断提醒人们注意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超现实主义作用下的政治影响还是很重要的。这在《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s)(1924年和1930年是最早的两部,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任主编)和超现实主义杂志方面(如《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中就有所体现。